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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五）





晴空萬里，天氣炎熱。今年的梅雨季似乎是不下雨的乾梅。去逛了久違的神田古書店街，買下由高野辰之先生和黑木勘藏先生校訂的《元祿歌舞伎精選集》的珍本。





喜歡在潑辣的夏日裡，頂著豔陽散步。真希望能一直這樣走下去。這樣走著走著，二戰結束後那一段既殘暴又抒情時期的景象，便會鮮活地重回腦海裡。





夏天這個概念，總會令我想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：一種是生命，是活力，是健康；另一種是頹廢，是腐敗，是死亡。而這兩項觀點又神奇地結合在一起，化為兩種影像──金碧輝煌的腐敗，以及血傷滿布的活力。二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，正是如此。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：從一九四五年至四七、四八年那段日子，彷彿一直都是夏天。





在那個時代，就連骨子裡講究傳統的老派男人，大抵也掙脫不了對於黯淡前途的自暴自棄。那確實是一個充滿情欲的時代。在那個時代，人們不知倦怠，誰也不曉得明天會發生什麼事，舉凡能使全身感官變得更加靈敏的條件，一應俱全。





當時的我，儘管在生活上什麼事都辦不到，心底卻十分贊同及雀躍期盼著悖德思想。雖然什麼都不做，卻感覺自己完完全全和那個時代「同床共衾」。即便表面上擺出一副反抗時代的姿勢，實際上卻是與之相擁而眠的。





相較之下，在一九五五年那個時代、一九五四年那個時代，我實在沒辦法和那些時代睡在一起。記憶中，自從我進入所謂的反抗期之後，就不再和時代同床共寢了。





至於作家是否必須像娼妓一樣，不論身處何種時代，都要與之共枕呢？當然，小說免不了要依隨流行。不過，一個處於反抗期、孤立且禁欲的作家，應該會孕育出更偉大的小說吧？





……話說回來，作家總得有一次與時代同寢的經驗，往後方能得到那段回憶的鼓舞吧。





六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一）





小雨。涼爽。午後Ｙ君來訪，敦請為他寫序。





我自己是在不諳世事的時候就開始寫起小說來了，所以並不反對像Ｙ君這樣的年輕人寫小說。當我重溫過去的作品時，不管是在文筆上、對人性認知的深度上、對人生的看法上，經常會發現如今可以詮釋得更完善的地方。不過，這個想法出現了明顯的謬誤──因為小說家只能靠著不斷寫作，逐漸了解更多事實。現在我覺得是紅色的東西，二十五歲時的我寫的是白色，可是等到我四十歲，或許又會認為那是綠色的。或許有人會說，既然如此，何不等到能夠確切明辨的時候再寫小說就好？但對於小說家而言，等到能夠確認事實的時刻，應當相當於迎接死亡到來的那一天了。就是因為不確定，所以才要寫出來。即使是到了四十歲才提筆的作家，亦是由可以窺見其對於四十歲面臨的現實所呈現出來的不安，開始寫起的。如果是從追求真理、斷絕欲念的觀點出發，應該沒人寫得成小說吧。





普魯斯特是走進一個軟木貼面的房間裡，動筆書寫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。不可以將他的這種舉動，解釋成某種欲念的斷絕，抑或是絕決地背離人生。





寫小說，或多或少是一種暫停、中止生命之輪繼續轉動的過程。我不後悔自己在二十幾歲的那個階段，曾經為此而頻頻暫停、中止生命之輪的轉動。不過到了最近，我開始覺得，不論是純粹的藝術問題，或是純粹的人生問題，這些都不是小說固有的問題。小說固有的問題是，藝術對比人生、藝術家對比生命的問題。自從本世紀出現了托瑪斯．曼這位代表性的作家之後，才開始追根究柢地探討這個問題。普魯斯特亦是如此。





至於十九世紀的作家，包括巴爾札克和斯湯達爾，則是將這個問題隱...